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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平台带来“蝴蝶效应”,资源输出优势吸引全球关注04-04

  正在加拿大莱斯布里奇进行的2019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上,中国队在循环赛遭遇四场失利后终于迎来了胜利。
  为适应全社会新的阅读服务需求,加强图书行业与读者的紧密联结,4月1日下午,韬奋基金会正式成立全国性“阅读组织联合会”。阅读组织联合会正式揭牌成立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韬奋读联会)前身是民间读书会联合会,自2014年开始连续五年举办过五届全国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此次正式纳入到韬奋基金会管理,成为正式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不仅有助于韬奋基金会的壮大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也必将使社会阅读组织更加规范化、更加有序化,也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全民阅读事业。韬奋读联会秘书长徐升国介绍了2019年的一些重点工作规划。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韬奋读联会首先策划了“文化行走、阅读中国——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城共读活动”的项目。韬奋读联会准备在2019年4.23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正式启动这一项目,之后在全国选择70个城市,进行阅读活动的接力传递,读联会媒体联盟全程跟踪报道,年终进行总结评比和奖励活动。在参与城市的选择上,除了考虑文化历史名城外,还将考虑与新中国有着特殊联系做过特殊贡献的城市,比如北京、遵义、延安;解放的第一城张家庄、新创建的第一城阳泉;为新中国提供能源保证的石油之都、煤炭之都、钢铁之都,以及航天之都酒泉、改革开放的代表深圳等等。结合“70年70城”和其他韬奋读联会的其他活动,飞芒书房今年还将承办“书香生活阅读大赛”活动,大赛将以大数据统计每个人的阅读状况,实时呈现阅读数量、读书笔记、评论等,以区域、组织为单位进行参赛,以月度、季度、年度为比赛周期,通过活动的短中长期赛制持续推动阅读,最终让参赛者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2019年下半年,韬奋读联会将要举办第六届全国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继续研究和撰写《2019年度的社会阅读组织观察报告》,发掘和整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事例和成就,为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留存历史记录档案。延续读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积累,继续举办全国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在南京、深圳、重庆、成都等城市中,选择一个当地积极配合与支持的城市进行合作。同时韬奋读联会还将继续参与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系列活动,加深与北京阅读季的合作。同时,韬奋读联会也将继续打造韬奋读联会阅读智库的品牌,汇集全民阅读专家资源与活动资源,进行学术研究与实践研究。2019年将结合阅读研究与阅读推广,举办若干读联会阅读智库沙龙活动。同时为各类阅读组织,提供阅读咨询服务和领读者培训服务。韬奋读联会将继续组织团队研究和撰写《2019社会阅读组织年度观察报告》,发掘和整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事例和成就,为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留存历史记录档案。未来,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将在韬奋基金会的基金管理框架下,设置韬奋基金会读联会专项基金。专项募集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资金支持,为推动各地阅读活动和阅读服务,为平衡落实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的阅读权利,做出实际的贡献。更多详情

暖闻|男子用行李袋背着残疾儿求职被误当人贩,民警帮找工作04-0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办公室主任陈东升在会上表示,从2018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以来,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第一次有了基本的规矩、基本的名册、基本的秩序。但这仅仅迈出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改革的重要一步,当前新情况新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一些培训机构违规行为更加隐蔽,一些家长让孩子超前学的冲动依然不减。巩固治理成果、坚决防止反弹任重而道远。
  据微博@文化和旅游部 4月2日消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人事司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实施2019年“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和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通知指出,“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面向一线优秀导游,遴选资助150人,支持开展导游业务研究、人才扶持、培训授课、志愿服务等活动,每人资助1万元。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面向旅游院校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遴选资助100人,支持开展旅游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每人资助5000元。通知还指出,项目执行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面向全国组织公开申报。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按照“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分配表,负责本地区组织“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公开申报、评审、遴选“金牌导游”,经公示后报送文化和旅游部。申报人员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线专职导游,从事导游工作满3年且游客满意度较高,具备高级及以上导游等级或在导游职业领域做出过较为突出的成绩。申报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的申报材料须经申报人员所在院校审核盖章并经所在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审核。申报材料由申报人员所在院校统一报送,不接受个人申报。文化和旅游部将组织专家成立评审组进行评审遴选,确定入选人员。更多详情

时隔近8个月,上海的“一网通办”又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04-04

  而和中国女队不同,中国男子冰壶在将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绩并不稳定。其中冬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还要追溯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进入四强。而去年的平昌冬奥会,中国男队在争夺冬奥入选券的落选赛中未能突围,最终缺席平昌。
  新华社北京4月2日消息,记者2日从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在一年多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无证无照等问题基本得以管控规范的基础上,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聚焦招生入学前、寒暑假等重点时段和重点热点地区,开展全面排查督查,严肃处理个别违规培训,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更多详情

澎湃寒假“年味”征稿选登| 我的家乡富阳蒋家村04-04

  此外,波音公司还在上周称,如果测量“迎角”( AOA,angle of attack,是指飞机前进方向与机翼弦线之间的夹角)的两个气流传感器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读数,MCAS防失速系统也将被禁用。
  日前国家已经出台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历史性文件,对于目前的中国冰壶队,势必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但修正现存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更多详情

张修维解释为啥削发:就是广州太热了 没别的意思04-04

  【编者按】 近几十年,世界承平日久,乐观的人们以为,个人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回头看逝去的岁月,个人遭际与时代有极强的关联,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是随时代起伏的。我们该如何面对时代?经济学是最紧扣时代脉搏的科学,主流经济学家是大时代的亲历者,他们的人生随国运起伏,同时他们用学识解释过去,设计未来。澎湃新闻推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通过讲述中国经济学家个人成长、治学故事,来解释时代的秘密,给以我们面对未来的勇气。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口述的第二部分:现代化的路径 澎湃新闻:前面我们谈到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但现代化还没完成,接下来该怎么办? 姚洋:我们物质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需要先完成这一步再说。从物质角度来说,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没有问题。我做过一些计算,到2035年,我们成为世界的现代化强国,到2050年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相当于OECD国家的水平,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思想层面、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过程能不能更温和一些?对此我有疑问。可能高层认为我们物质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我们先完成物质基础再说。以农村为例。我比较跨界,对中国农村、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都有些了解。过去40年,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面临收入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某些方面还需要国家力量去解决问题。但中国过去40年对于农村扶贫,做得比别的国家好得多,中国一个穷人比印度的一个穷人要好得多。印度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些穷人一辈子很有可能没见过一个政府官员,没有拿到政府一点好处。而中国至少村村通公路,几乎每个农民都可以享受到无线通讯,中国中等发达地区的农村,许多人家都有小汽车,这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能被抹杀。 澎湃新闻:我也来自西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的确建得很不错了,但是我们那边农村已经没有多少青壮年,居民在大幅减少,但基建投入很大,甚至在修第二条高铁,这种投入还有必要吗? 姚洋:虽然这个过程中浪费多,但我们得向前看,我们要有合适的心态。中国体量那么大,短则6、7年,长则10年,我们肯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社会管理、经济管理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还是要以开放来促进国家现代化,这是1840年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一个教训。当然1840年是列强迫使我们打开了大门,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高姿态、主动地去开放。所谓的百年屈辱,我们是要铭记,但也不能一直用受害者心态对待世界。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道德高地上说“我原谅你了”。我和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谈起二战后盟国如何让日本赔礼道歉,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日本人也侵略过澳大利亚,你看那张砍我们受俘军人脑袋的照片。最后我们还是原谅它了。你们中国也应该这样。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选择原谅日本,我们不需要它的战争赔款。后来日本人带着赎罪感支持中国,为中国提供低息贷款30多年,直到最近几年才停止了。1980年代初,日元升值非常快,中国还债偿付能力有问题,中国就找日本谈,日本说那我们重新谈一个还款计划。日本带着这种负罪感,他觉得应该帮中国,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1980年代大家甚至在说中日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关系拔高到那个份上有点过了,但我们如果换个方式看世界,中国的朋友不就多了吗?中国应该用强者心态看世界,我是强者,就要对外开放,允许你来赚我的钱。有些价值我也可以接受,比如个人的自由、民主协商。我们不要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我们嫌太乱,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政体,有它的优势和合理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体制,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跟共产党的领导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还要往前进一步,考虑如何让社会现代化继续进行,譬如,我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如何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如何给予普通个体更多的自由。就像有人讲的,做到老百姓有事做,企业家有钱赚,学者有话可说。经济上,有些项目能不能让民间去投资,不要政府大包大揽?农村有很多人喝不上洁净水,没有厕所,政府要不要把修高铁的钱花到这些地方?政府要想办法放宽民间投资,更加聚焦社情民生,放缓总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让个体有所发展等等。 澎湃新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跟他们相比有不同思考,这些思考的思想源头来自哪里? 姚洋:我觉得可能跟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博士时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学校。在美国1960年代闹学运的时候,美国有三所大学是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它们是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再就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虽然威斯康星大学这几十年衰落得很厉害,但现在依旧是很好的大学,而在当时它是公立学校里最好的大学,那时它跟哈佛齐名。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我的导师上的第一节课讲马克思,我特别困惑,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学够了马克思主义了,怎么到了美国还要学马克思主义?如此可见威斯康星大学的左翼色彩,我在那里受到潜移默化的左翼影响。回国之后,我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一开始我也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集体所有制很别扭。但后来结合我小时候的经历一加思考,就认识到土地立即私有化恐怕不行,因为土地还有社会保障功能。1997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40%外出打工的人又回到了农村,这个过程非常安静,40%的务工者来去悄无声息,为什么?因为农村有土地可以保障生活,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当然现在我们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好了,至少疾病保险已经有了,有些地方也有了养老保险,土地也不值钱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非常弱了,没必要再别别扭扭地搞农村土地三权分立,这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很难说清具体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但求学和农村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农村让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很差,需要基本的公平,社会需要基本的公平。要实现公平不能仅仅靠所谓的程序公平,经济学家中的自由派认为把程序搞对就行了,不需要关注结果平等,如果强调结果平等是有害的。这种想法有些偏颇,比如建筑工人年底拿不到工资,按照自由派经济学家朋友的想法,他们可以去打官司呀!但是,他们连法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敢进去,进去了也没钱打官司。而司法是个被动的过程,你不来告,法院是不能主动上门询问有没有官司要打。所以这时候,政府有一定的作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的。再譬如上访制度,我老家有人来上访,找我帮忙,我说我一书生哪帮得了你,你去打官司,他说打赢了也没用,执行不了。后来我委托熟人把他的上访信递到中央信访办,然后批转回江西省,省委书记有天看到,批到县里,就把事情解决了。为此我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它的确解决了问题。信访制度有其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临时但必要的措施。所以,我很难变成一个所谓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把什么都交给市场、法律,这不太可能,我们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均贫富的冲动 澎湃新闻:最近我看到做衣服的机械手臂开始成熟,完全自动化的机器做一件T恤的速度非常快。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失业率会变高,这时候如何保证结果公平? 姚洋:现在好在劳动力还没有贵到那种程度,要是再贵一点工厂就全部都用机器了。我看过一个鞋厂,鞋厂老板说生产线上还剩几个工人,如果机器稍微调整一下又可以替代掉两个工人,没这样做是因为工人的工资还没有高到那种程度。 澎湃新闻:可能是因为设备还不太智能,技术进步无边界,机器成本可以继续降低的。 姚洋:对,我也觉得这是个大问题。虽然我们的失业率数据一直是4%、5%,但农村里闲着的人很多。我上次回农村,一堆青壮年没事干,都在打零工,一旦失业就回家待一段时间,等到熟人介绍工作再出来。估计这些人没被统计进失业率里,所以未来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大问题。提高教育水平,当然可能让一部分人就业,但不能寄托太多希望。有些人说工业革命不都在替代人工吗,新的岗位还会创造出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把人的工作从根源上取消掉了。有些国家在考虑基本收入,给每个人一笔保证基本生活的钱,你爱啥干啥去。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人会被摧毁的,人要有获得感、成就感,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天天傻吃傻喝,不垮掉了吗?他肯定会沾上好吃懒做的坏毛病,譬如赌博。这个问题我觉得国家重视不够,我感觉短则十年之内,长则二十年之内,失业会是个大问题。 澎湃新闻:对于贫富差距,现在出现了用激进方式实现结果公平的声音,估计农村底层肯定对此有比较现实的诉求。 姚洋:对,我们40年的经济建设搞到今天,是时候重新思考农村问题了。以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农村人口还有那么多,按照统计还有40%的人住在农村,那就有4、5亿人住在农村,当然有一些是在发达农村,可是,那些比较贫困的人怎么办?乡村振兴怎样去振兴?我们继续在农村搞经济建设的方向还是没有转变。任何有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农业是不赚钱的,所有的农民都想变成非农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对农村有浪漫的遐想,认为农村保持生态,农民就该种地。凭什么农民就该种地?农民也想要过上好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有两点。第一是开放城市。我们还得允许农民进城。户口制度要放开,让一部分农民永久离开农村,农村消亡绝不可惜,在农村生活的人绝对不可惜这种消亡。第二点,集中空心村。我估计,城市化到最后,至少还有30%以上的人依然居住在农村。政府可以将空心村集中起来建设成小镇,农民自己出一些钱,国家补贴一部分钱,集中建房。也不一定建楼房,可以建独栋的,但是要集中起来。这样不仅节约了土地,空心村庄也没了,腾出土地,也能让农民享受现代化的好处,抽水马桶、自来水、煤气这些都能装上,这个工作政府一定得做,否则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不去,哪怕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不了。其实上层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把农业部变成了农业农村部,就是个很重要的改变。 澎湃新闻:中性政府是你经常提的一个概念,它是什么样的? 姚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通过国际比较,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比较中性。在别的国家,政府都是有利益偏向的,政府首先服务于利益集团,它会被利益集团左右。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体老百姓,它能一碗水端平,不会偏向某一个群体。有些人就误解我,以为我说的中性政府是好人政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政府不偏向某一利益集团。现在的反腐就证明了这一点。曾经在1980年代、1990年代,政府对农村的支持不够,2003年之后政府把这个改回来了,国家在农村建立社保体制。所以,从长期来看,从全局来看,中国政府相当中性,它有利于经济增长,破除垄断壁垒。如果政府因为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而存在,那个集团肯定要得很多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垄断。很多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的,比如马来西亚的电信、银行都是垄断的,需要政府颁发牌照才能做,拿到牌照的人有强烈的自保意愿,其他人无法进入这个行业。我就问他们,移动支付在马来西亚能推广吗?他们说推广不了,因为它对电信、银行,冲击太大,根本做不了。这就是利益集团在左右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是中立的,就不可能有微信支付。 澎湃新闻:是不是因为传统行业无法看到移动支付的机会,如果它能看到,肯定要自己做? 姚洋: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意愿强烈的利益集团。国家确实没有发现网络支付的商机,国家对网络银行的限制还是很大的——它们的资本金不能太大,所以新旧之间还在博弈。有一段时间腾讯、阿里要出银行卡、信用卡,如果它们出了信用卡,那银行肯定要死掉,最后国家没有批准,这说明两方还在博弈。所有国家都有新旧博弈,中国肯定也有这种博弈,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偏向一方,我们的互联网支付还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所以我是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它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解开死循环 澎湃新闻:最近国内国外都在提结构性改革,大家提的内容一样吗? 姚洋:我觉得这是更有指向性的说法,其实就是改革,所有改革都是结构性改革。可能具体内容不太一样,我们说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比例,各个部门比例结构的调整,还有一些计划经济的味道。美国人强调的是管理调整、利益调整,他们更多的是指国企和其他企业之间利益的调整。 澎湃新闻:说到国企,最近关于去杠杆,你为什么提出要先进行国企改革? 姚洋:我们的杠杆率高主要还是国企杠杆率高,国企占了我国存量杠杆的60%以上,所以国企去杠杆是第一位的,国企的杠杆率比民企还高。即便去年去杠杆的力度很大,但国企的总体杠杆率还很高。民企的杠杆率在上升,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在流失。所以,国企改革和去杠杆并不矛盾,甚至有种可能——只有国企改革,杠杆率才能长期地下降。 澎湃新闻:去杠杆和股市走高有什么关联? 姚洋:一方面央行有很多动作,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另一方面,财政发力,1、2月份中央提前下拨的中央转移支付和专项债等,这几个叠加起来有好几万亿。所以,我觉得节后稳杠杆的效果更明显,因为地方政府有钱了,可以把一些工程继续干下去。央行增加流动性的方向是对的,但问题是传导机制还不健全,央行发行的货币没有全部到达实体经济,许多还在空转。消化这些钱就需要买一些短期的产品,这样有一些货币可能转到股市里,然后行情就会好一些。 澎湃新闻:地方政府推动的很多工程是收益非常差的项目,如果政府缺钱,项目进行不下去,政府会欠企业的钱,杠杆下不来。如果政府有钱,还是去推垃圾项目。这个死循环怎么解决? 姚洋:政府投资工程是个临时性的措施,但是我们要把目前这关过去。然后,我们必须开始改革。地方政府融资必须要有长效机制,但目前这种临时性措施还得做,但不能经常这么做。我希望政府把这轮做完后,就认真讨论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出台新的机制。我的建议是一刀切,把政府直接管理的商业性的融资全部禁止,项目一事一议,让企业拿着项目自己到市场去融资。允许的融资只有两种,一个是国债,另一个是到市场发债,能发出来就做,发不出去别做。其他融资手段一律禁止,不然永远是死循环,一波接一波的死循环。 澎湃新闻:我们有好多库存越去越多的教训,你说的“这轮”的下限怎么划? 姚洋:这轮就是让经济回到正轨,然后赶紧实行地方政府融资的改革。 澎湃新闻:我们这次不就因为去杠杆,反而让杠杆更高了吗? 姚洋:不一定要去杠杆,地方政府还可以有杠杆,但杠杆来源要透明,现在的杠杆来源太不透明。你知道你们武威(甘肃省武威市)负债多少吗?没人知道,大家都在瞎猜。如果杠杆透明就知道负债多少,方便市场给它定价,如果地方负债太多,人大就可以否决融资提案。 澎湃新闻:地方人大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姚洋:能起到,时间长了就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且现在必须走这一步,按照规矩现在是让常委们投票。我觉得常委们投票不解决问题,要健全全体人大代表投票机制,每年年初政府向人大报告财政支出的盘子有多大,给人大解释要干什么,然后人大代表来审核。人大代表代表的是人民自身的利益,负债率太高会对代表自身利益有影响,因此大人会否决不合理的融资。 澎湃新闻:国企改革如何改才能达到你说的效果? 姚洋:我觉得混改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混改的结果应该看作是从零到一的连续变化,它既可能是零,也可能是一。零就是没任何改革,还会有纯国企;一就是纯私企。这两种可能性之外,各种性质的股份占比可以任意组合。我们到基层去看,很多企业混改程度很深,国资占的份额很低了,国资并不是占有主导性的股份,不去谋求控股。我觉得混改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它能发挥国企在创新上投入大的优势,也能发挥民企将创新变现的优势,两相结合,再通过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好的国企都应该减持,然后充实社保,我们得为社保未雨绸缪,不然20年后怎么办? 澎湃新闻:但现实中是好多民企被国企并购了。 姚洋:那是因为这一轮好多民企股票质押,股市下行把民企给搞死了。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不是方针性的。那些民企做不下去,只好请国企进来。而国企那边,完全抓在国资委手里没有必要。国资委要像淡马锡一样只管资产,不去直接管企业。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改革。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讲了要管资产,而不是去管企业。譬如中粮集团把它所属企业变成它的投资企业,企业都成为市场化企业,其中好多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它们完全市场化了,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人愿意留在国企。另一方面,最新的文件有说法,私企的管理者也可以进入政界。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做制度先进性的对比,经常会拿中国跟印度、菲律宾、非洲的一些国家对比,然后证明我们是个成功国家。你之前和韦森、汪丁丁做过一次制度经济学的三人谈,其中你们强调了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的关系。这样一来,中国是不是更应该与东亚的经济体做对比,毕竟大家的历史和文化更为接近。 姚洋:我觉得还是得做世界性的比较。无论在什么范围内对比,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虽然在东亚中国不是做得最好 ——亚洲四小龙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有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体量小。韩国是四小龙里体量比较大的,也才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口的体量相当于我们半个广东省,因此它的增长是比较快。中国是个大国,要比就是和印度、菲律宾这些体量相当的去比。中国人均GDP超过印度是在1992年,之前我们比它穷,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4倍。这样对比才有说服力。 澎湃新闻:但是不同国家的人并不是差别不大的经济人,譬如中国人就比印度人勤奋很多。为什么勤奋不是出现差异的主因? 姚洋:这种说法挺常见。其实我们要放眼去看历史,现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还是在欧亚大陆以及欧亚大陆衍生文化的区域,譬如北美、澳大利亚。其实,发展得比较好的也就欧亚大陆的两头,大陆的西海岸和大陆的东海岸比较好,大陆中间地带也不行。大陆两端之所以好,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成长起来了农耕文明。有一种说法是说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国家,那里的老百姓更加勤劳、节俭。所以,文化肯定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文化是个极慢变量,同时,你也不能否认别的国家就没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但为什么中国有几千年的领先历史,却在明清之后就衰落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一直在这儿,我们一直很节俭,为什么明清之后我们就衰落了?你解释不了。文化需要一个快变量来激发它,所以我们还得研究在过去40年中国为何如此成功。
  中国队员在比赛中。更多详情

曝拜仁已与德国主力9号达成协议!最快今夏加盟04-04

  过去不久的2018年对于中国电竞无疑是丰收的一年。 OMG赢得了《绝地求生》全球邀请赛,RNG拿下MSI冠军,IG更是将S8全球总决赛冠军奖杯揽入怀中,加之雅加达亚运会收获两金一银…… 中国电竞战队第一次彰显出如此巨大的统治力,而在全球收割荣誉的背后,是过去几年国内电竞赛事的辛勤耕耘,其中腾讯电竞旗下的TGA作为国内最大的游戏竞技平台发挥了功效。日前,TGA宣布在2019年把旗下赛事项目扩容至30+,打造覆盖全年的大型电竞运动会,这标志着国内电竞赛事体系进一步走向完善和升级。 TGA平台带来的蝴蝶效应对于电竞迷而言,TGA算不上一个陌生的字眼,成立于2010年的TGA致力于全品类电竞游戏的覆盖,为职业赛事和相关人才做孵化,并形成电竞产业完整的生态链。以2018年为例,TGA旗下赛事覆盖MOBA、FPS、ACT、体育、卡牌在内的电竞全品类,包括《穿越火线》、《英雄杀》、《火影忍者手游》等共计17个项目、148个比赛日,观众累计约10亿人次。 事实上,作为国内最受追捧的两大职业联赛,LPL和KPL都源自TGA,而Uzi、PDD、Clearlove等电竞迷耳熟能详的巨星级选手,他们的成名之路也从TGA开始。甚至于,当下国内最知名的电竞解说苏小妍、娃娃、米勒、白鲨等,也都是伴随着TGA赛事的成长逐渐走向前台。此间,业内人分析,TGA旗下众多赛事主要定位于次级联赛,通过全品类辐射更多的人群、普及电竞运动之外,更起到孵化新赛事和对成熟的职业联赛输送人才的作用。中国职业战队近两年在全球范围的迅速起势,得益于国内职业联赛的锤炼,而职业联赛的繁荣很大程度在于之前若干年形成的丰沃土壤,这一点是TGA以及其他国内赛事平台稳步发展带来的蝴蝶效应。 有鉴于此,如今TGA继续升级,既有成绩反馈带来的刺激,也顺应了实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大环境的需要。在新出台的规划中,2019年TGA旗下赛事从过去的17项增加到30余项,除了游戏项目扩容,赛事还囊括了国际赛、定制赛(比如为女性选手特设的赛事)、全民赛多元化的赛事,打通了业余和职业,从项目、人群各个层面实现了赛事的全覆盖,真正让国内电竞赛事成长为大型的运动盛会。资源优势得到对外输出 当然,大规模办赛、培养人才都是在不断投入,如何让持续投入得到回报一直是国内电竞平台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办赛本身并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目前电竞人习惯于以传统体育作为电竞的一面镜子,而这并不只是电竞迫切想要进入主流的一种说辞,从赛事体系和商业化,电竞都从传统体育赛事中找到了灵感。 “策划之初,电竞的赛程设计、办赛方式、选手培训等等,都借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模式,商业化方面,两者也是相通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巴萨、皇马、曼联是最赚钱的足球俱乐部,但光从办赛的票房,盈利额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但他们的成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IP,在这个IP基础上你可以捕捉到更多的商业价值。”作为电竞行业的一个老兵,腾讯竞技高层侯淼并不讳言电竞行业在沿着传统体育赛事的路径前行。和传统体育一样,新生的电竞领域一样可以滋生出顶级IP。拿S8总决赛来说,独立观众达到9960万,平均每分钟观赛人数达到1960万,这个数字都超过了NBA单场赛事的峰值。而回到TGA平台上,LPL作为一个优质IP也刚刚收获耐克的高额赞助合同。 必须承认,电竞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商业化的基因,其头部资源拥有海量用户,拥有线上、线下不同维度的传播,这让电竞不只是一个追随者,也成为其他行业跨界布局的一个新大陆。如今很多传统体育俱乐部诸如皇马、曼城、巴黎圣日耳曼都在打造自己的电竞战队或电竞场馆,很多体育赞助也开始瞄准电竞,李宁就刚刚收购Snake战队,361度也开始成立电竞项目组,这一切都让TGA继续做大做强找到了有力的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电竞赛事平台的强势,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战队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以及商业价值层面的提升,中国电竞的文化内容、资源优势也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得到了对外输出的契机: 去年雅加达亚运会电竞第一次成为表演项目,全部6个参赛项目都由组委会交至TGA承办并提供技术支持,并肩负相关的网络直播;此外,TGA旗下的AOV(《王者荣耀国际版》)继去年入选雅加达亚运会,又入选了今年11月30日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 游戏项目和配套资源相继出海,让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电竞领域迸发出的力量。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两大群体构成,他们分别是:一是城市白领群体,尤其以大学毕业生群体为主,多在城市正规经济领域从事较为体面的白领工作,工资待遇尚可,社会保障健全,工作之初,积累有限,不得不忍受一段时间的“北漂”、“南漂”之苦,工作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将选择在适宜自身发展的大中城市实现城市化,当然,也有小部分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城长期发展;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有限,城市中高端职位体系上的就业竞争力不强,难以在大中城市体面安居,流动性突出,共同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有11570万人,即占比约60%的1.7亿农民工属于跨省务工,构成了农民工群体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的主流人群。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群体目前已经发生明显分化,以60、70后群体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适时选择返回家乡,以80、90后群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已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00后群体部分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遵照学界共识,笔者将“80后、90后、00后”群体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据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已超60%。笔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对于以80、90、00后群体为典型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当农村生活已非这一群体人生目标的优先选择,他们又将在哪里安居?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化路径主要受以下三项基础性变量影响:一是生活面向决定进城意愿,即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进城;二是家庭积累决定进城能力,即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经济能力,且以家庭积累能力为基础产生城市化分化;三是家乡观念锁定城市化区位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何以选择家乡所在地的市县城市呢?所谓“县域城市化”,主要指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家乡所在县(市)为目的地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及模式。何以如此?(一)以城市生活为导向,进城意愿强烈对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以60、70后群体为主,多数均有在村务农生产经验,在村生活经历丰富,村庄社会关系嵌套深厚,对农村生活抱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情感,村庄生活面向突出,因此,在打工经济兴起后,多数人遵循了“离土-出村-再回村”的流动路径;而反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目前以80、90后群体为主,缺少在村务农经历,多数人遵循着从学校到城市或工厂的社会化路径,村庄生活有限,社会关系嵌套不深,对村庄生活感情相对单薄,更缺少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期待,相反却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因此多数人呈现出了“离土、出村、不回村”的流动路径(刘守英、王一鸽,2018)。加之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意味着更加便捷的购物、更高水平的教育条件、更加完善的医疗条件、更加热闹新奇的城市生活等,城市生活本身代表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面向突出,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进城意愿也较为积极强烈。(二)以家庭积累为基础的进城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只是解决了进城动力问题,而最终能否实现顺利城市化,关键在于: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进城能力。进城能力由家庭积累决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受教育程度有限,多从事电子厂、纺织厂等工厂流水线工作或当保安、送快递、开滴滴等城市生活服务业,从整体上看,处于城市就业体系的中下游,这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特征共同锁定的结构性位置。中低端就业这一结构性特征,内在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工作稳定性较差,社会保障一般,工资待遇不高,加之近几年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较快,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城市化“市场壁垒”。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实践窗口不在其务工经商地点的大中城市,而在城市化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或家乡所在县城。究竟哪些群体可以顺利实现城市化?根据劳动力数量及其职业收益来看,当前,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我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就外出打工而言,单个劳动力市场价值差别不大,而作为家庭积累的劳动力收益差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数量多寡,即家庭人口结构越完整,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积累能力越强;二是劳动力职业收益高低,一般而言,经商收益高于务工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家庭人口结构完整、劳动力数量多的务工经商户,往往成为当地城市化能力最强的家庭,越有可能优先实现城市化。(三)以家乡观念为底色的区位锁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为其提供了强烈的进城意愿,全家务工经商的家庭积累为其提供了坚实的进城经济基础,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二线大中城市难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的城市化条件时,是否意味着其可以在众多市县中任意选择?根据笔者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多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市选择就近城市化,笔者称之为“县域城市化”。众所周知,家乡观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选择经济社会文化契合度最高的本地县城,往往成为其最常见的逻辑行为。此外,家乡所在地的县城,一来既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想象,二来可以允许其维系和家乡父母亲人、亲戚朋友、父老乡亲的有效链接。产业基础缺失型县域城市化的内生困境据笔者观察,县域城市化典型表现如下: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村庄退养生活,县城房屋长年闲置浪费现象较为普遍。在产业基础缺失的县域城市化实践中,究竟存在哪些内生困境呢?(一)弱生产,强消费对中西部县域社会而言,多以第一产业及其相关加工业为主,二三产业发育有限,产业基础一般,难以为当地农民工群体提供充沛的就业机会,因此才促使当地中青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或经商,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等大中城市或省会城市往往成为其人口净流入地区,由此也就形塑了当地中青年人外流、中老年人在村的留守型社会秩序。换言之,产业基础一般的中西部传统农区县域社会,就业机会不足,生产性弱,倒逼当地绝大多数劳动力必须外出务工经商。此外,近些年,随着婚姻市场竞争加剧、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生活观念转变等因素综合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成为社会主流,但问题恰恰在于:进城买房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婚姻要价、教育资格、生活消费等功能需求,唯独缺少了就业驱动,由此形塑了各地以“强消费-弱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县域城市化格局。(二)高期待与低保障不匹配,代际依赖性强在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县域城市化生活过程中,进城买房只是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基础性前提;此外,柴米油盐、瓜果蔬菜等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如何支付?社会保障这一制度性城市化成本又当由谁来负担?对中西部广大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作为年轻子女的新生代农民进城后,短时间内由于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也许并不存在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农民工群体劳动社会保障实施状态不容乐观及地方政府能力有限,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往往比较低、甚至没有社会保障。一旦新生代农民工返回或退回县城生活,在县域社会难以为其提供合适工作机会时,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必将倒逼其作出选择:在城生活,则对在村生活的父母的代际支持提出更多要求;要么就选择返乡生活,则意味着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我国县域城市化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及风险。表1 城市化成本支付一览表综上所述,对于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县域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主流模式,但囿于中西部县域经济天然的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机会稀缺这一结构性特征,内生存在“强消费、弱生产”、“高期待、低保障”、“倒逼代际支持介入”等一系列衍生特征。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当前县域城市化内生困境在于:一是城市化人群消费有余而生产不足;二是城市化人群对城市生活期待很高,但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代际依赖性强。亟需改变,建议如下:(一)招商引资,增加就业并有效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众所周知,县域城市化已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鲜明特征和主流趋势,但其致命缺陷在于产业基础一般且不足以为当地人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进而倒逼其外出务工经商,由此形塑了“在外生产、在家消费”的生产与消费相分离的城市化格局。此外,也正是由于产业基础缺失,致使地方税源有限,包括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难以为当地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欲改变这一局面,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立足本地特点,充分开动脑筋,大力招商引资,发展适宜本地特点、契合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优势产业,一来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进而为当地城市化人群提供更高水平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此提升县域城市化生活质量。(二)建设乡村,保留退路并维系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在招商引资工作大有改观、就业机会空前丰富、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是城市生活难以为新晋城市化人群提供稳定生活预期,进而产生因缺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县域城市化人群极有可能出现“进城又返乡”的往复现象;二是顺利实现县域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新生代农民工总量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在重复着父辈的脚步,年轻时外出务工经商,年老时返回村庄退养生活;平常外出打工经商,过年返乡生活;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父母在村留守生活。因此,在县域城市化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社会需要好好建设,作为没有能力进城或进城失败农民工群体的退路。根据人口学家测算,我国人口顶峰将出现在2030年前后,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5亿人口,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可达到70%,也就意味着乡村社会仍将有4.5亿常住人口,除此之外,数以亿计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也和乡村社会保持着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必须为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群体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以保障其基本生产生活。有基于此,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宅基地制度实践,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宅基地资格权,以充分保障在村村民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确实无“后顾之忧”,因此不宜过早对农民家庭宅基地进行彻底拆除复垦,否则就要拆出麻烦,为未来埋下风险,这是一笔涉及长远的政治社会账,不能紧盯着眼前的经济账;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水电路等基本公共设施投入,为老人农业、在村村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也正如贺雪峰教授(2015)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所言: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综上,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有二:一是大力招商引资,考虑有二,一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二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源、进而为当地居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二是充分认识乡村社会的功能价值,搞好乡村建设,为当地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讨论图1 本文分析框架图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前以土地市场化为取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图以产权再造的方式赋予宅基地更加完整的产权,并通过城乡增减挂钩政策来推动农民家庭宅基地彻底退出并复垦。众所周知,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不种地,但却不能没有房子住,尤其是在城市社会尚且无法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农民工群体进城,等于将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城市内二元结构”(陈文琼、刘建平,2018)。城市二元结构的出现,一来影响进城农民生活质量,生活幸福指数并不高,尊严感极差;二来进城人口生活没有保障,极有可能铤而走险,首当其冲的是城市其他群体,进而严重影响城市其他居民群体正常工作生活;三来产生恶劣的城市管理问题和严重的城市社会风险,并最终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社会风险。基于此,县域城市化的趋势值得认真分析,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的战略需要慎重对待。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 [作者王向阳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18CZZ037)成果] 智库报告栏目投稿邮箱:tiancl@thepaper.cn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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